教育彩票不影响“政府主办教育”
教育部12月21日上午举行资助中西部特困学生发布会。中国教育基础会理事长张保庆在发言中说：今年中央财政从彩票公益金中安排3亿元专款支持特困生。资助总名额是30万，每人每学年1000元。（12月21日中国网）这再次引出了那个曾经被广泛讨论的话题：中国要不要发行教育彩票？
确实，教育事业是公益性极强的社会事业，是政府理应向公民提供的最为基本的公共服务。然而，从理论转入现实，真实的状况却是教育经费的严重短缺。不少地方中小学教师工资被拖欠现象时有发生，“船头学校”、“危房校舍”不少，有的农村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对一些农村孩子而言，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读书”。“十一五”规划的要求是“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即使这一目标顺利实现，教育经费依然并不充裕。
这种情况下，适当发行教育彩票也许不失为一个可取的办法。通过彩票公益金这一非税收入机制安排资金，将大大拓宽中央财政弥补教育经费不足的资金渠道。相反，仅仅因为“教育应该由政府主办”而拒绝发行教育彩票，很难说是一种理性行为。“教育应该由政府主办”并不等于“教育已经办得很好”，因而无须拓宽资金渠道。事实上，正因为由政府主办的教育面临着种种经费困难，所以才更需要发行教育彩票来弥补经费缺口。
有一种观点认为，发行教育彩票筹集教育经费，等于“掩盖了当前从中央到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上的重大弊端”。其实，发行教育彩票，并不等于承认了“政府懈怠办教育”的合法性，更不等于原本应该用在教育上的钱从此可以挪用到其他领域或者被白白糟蹋。发行教育彩票，不是要减轻“政府主办教育”的公共责任，而是要正视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我们既然不能因为“教育应该由政府主办”而拒绝“希望工程”等公益捐助，我们当然也不能因为“教育应该由政府主办”而拒绝发行教育彩票以弥补教育经费缺口。
当然，光发行教育彩票还不行，关键还要让它超越部门利益，真正为教育事业服务。这就需要通过改革彩票发行体制、完善彩票立法监督等来实现。舒圣祥（浙江职员）
取缔报刊亭是管理洁癖结的畸果
7年前，贵阳市将道路两边人行道上的设施全部拆除，包括所有的报刊亭。没有报亭，给行人买报带来困难，也促使无证流动报贩涌上街头。相关部门及政协委员曾多次呼吁，但未见有实质进展。城管等部门的说法是，马路上的摊点关系到城市的美观与畅通。
且不说拆除街头报刊亭影响了部分困难人群的生计，报刊亭在街头的消失于城市文化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城市的发展状况固然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信息的畅通与文教事业的发展也是决定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广泛设置报刊亭在内的途径促进信息畅通与文教事业发展，可以有效提升本地居民的整体素质，从而能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拆除街头报刊亭，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得不偿失。
街头设置些许报刊亭便会影响城市的美观，这样的看法与认识不知从何得来。漫步北京、深圳等既发达又美丽的城市，会发现这些城市的特点之一便是街头报刊亭设置很多，人们不但不觉得它们影响了城市的美观，反倒感觉这些报刊亭已经构成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报刊亭因外形美观而对城市具有美化功能，更因为它们让游客体味到这些城市的文化氛围，感受到这些城市人们的求知渴望，以及为政者对知识与文化的敬重及所具有的长远发展眼光。也正因为如此，不但是对于北京、深圳，对于包括贵阳在内的所有城市，报刊亭都会是城市街头最美的风景之一。
贵阳城管局城管处有关人士表示，“城市管理中，如何做到城市美化、畅通，又能便民、兼顾公用设施”，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做到两全其美。其实，设置报刊亭与城市畅通、美观并非非此即彼的选项，而完全可以做到兼容。一些管理者将报刊亭与城市美观对立起来，是片面追求市容整洁乃至于发展到洁癖程度的征象，而片面追求市容整洁至偏执程度，又与市容管理直接与“创卫”、政绩等挂钩有关，这也正是一些地方管理部门追求市容“绝对完美”而罔顾民生与文化发展之需的症结之所在。所以，政绩成为市容管理唯一驱动力的现状不改变，一刀切地取缔民生与文化项目的怪相就不会根绝，这也是贵阳拆除街头报刊亭给人们的警示之一。
思卓（江西编辑）
彩民中奖捐款需社会善意回应
万众瞩目的盐城市滨海大奖得主果然昨日现身。该男子按照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预先精心设计的程序，悄然领走了4113万元的奖金。“我想捐60万元，用来改善孩子们和老人们的生活。”他委托江苏省福彩中心将60万元转交给省慈善总会，其中30万元捐赠给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另30万元捐给家乡滨海的敬老院。（12月22日《扬子晚报》）
连日来，有关大奖得主的猜测很多。其实，这位苏北小伙子就是社会生活中一位富有爱心的普通人。近年来，不少彩民中奖之后都自愿捐出部分奖金，“以天降之财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充满爱心的中奖者，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其中既有公开捐款者，也有不少默默回报社会者。用“天降之财”帮助别人，他们希望得到慰藉与快乐，那么，社会也应该给他们积极善意的回应。
然而，不少彩民捐款者在社会中不仅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与赞赏，相反遭到嫉妒与讥讽，包括来自亲朋好友的白眼与奚落，甚至从此断绝往来。有的中奖捐款者不敢再在公众面前露面，主要有三方面的担忧：一是躲避强捐者的追踪；二是面对媒体的“长枪短炮”，三十六计“躲”为上计；三是害怕被不法分子盯上，或是被借钱者缠上。社会不能给彩民中奖捐款后一个宽松的环境，今后谁还愿意在中奖后捐款扶弱济困，回报社会？
任何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中奖者捐款是一种感恩行动、爱心行动、回馈行动，社会当给他们以更多的荣誉与快乐。新疆有一位王老先生中了500万元大奖，他承诺全部捐出。为什么能如此慷慨？就是因为他放过羊，养过猪，有很多人曾经帮助了他，他一一铭记于心。现在中奖了捐给需要帮助的人便能解燃眉之急。那么，社会为什么能帮助以前的“放羊娃”，却不能“帮助”中奖捐款者获得他所希望得到的快乐与幸福呢？
让中奖捐款的彩民像平常人一样享受生活的安宁、祥和与幸福，与周围的人们和睦相处，并且得到一份帮助他人的荣誉与快乐，这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应有品质，将成为激发更多中奖者向社会捐款的最大动力。
梁江涛（江苏公务员）
“非正规就业”提法值得商榷
12月21日，有媒体刊登消息说，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增多。在就业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大学生打破传统观念、自谋出路，原本是应该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事情，但在报道中却被称为“非正规”，令人感到了贬义和轻蔑。
起因在于复旦大学首发的一个《中国非正规就业发展报告》。在复旦专家的眼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和正规单位就业的非正规用工，统统为非正规就业。这使人很容易产生这类就业人员是另类的联想。被专家打入另册的有：小商贩、家庭工厂、个体户、街头流动摊贩、企业临时工等。据说，在这类就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到了8.5%,并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就连研究者都认为，这类就业形式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精神，拓宽了就业渠道，是一种主动性的选择。既然如此，为什么专家们不能创造一个具有激励、褒扬的词来命名呢？
可以肯定地说，在就业形式上划分正规、不正规是传统观念在作祟。按照这种划分方法，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是正规就业了，大家都在那里傻等着国家分配工作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就业的渠道和形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与时俱进。但为什么专家的理念不能随之发生必要的变化呢？从专家的本意来说，并没有打击、诋毁这类就业人员的故意，但由于分类时所用词汇不当，客观上起到了这种效果，传播开来，后患无穷。
或许有朋友说，除了挑毛病你能有个什么好词呢？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好。我以为用“非常规就业”来替代，或许都比“非正规”要好得多。“常规”是指普遍遵循的规矩，而“非常规”则是打破了原来的规矩而已。
每个词汇的出现和发展在传播学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风气时尚等都会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对于那些研究者来说，不但研究的课题本身要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其研究的结果及其结果的表现形式也应该是积极的、向上的。在一个新词汇提出之初，多琢磨琢磨、多权衡权衡，别仅仅为了表述方便或省事儿就随便用一个。对于那些沿袭下来的词汇，也应该多分析分析、多思考思考，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该换就换，别来这种“老瓶装新酒”的把戏。
铁铮（北京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