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恶旅行的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开篇写道：“探险只是人类学者工作中无可避免的障碍之一而已，它把光阴平白地消耗掉。”但连斯特劳斯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一趟本是无可奈何的旅程，却让他与结构主义在法国马赛港的彼岸——纽约不期而遇。德尼·贝多莱在斯特劳斯的传记中将他1941年3月搭乘“保罗·勒尔曼上尉号”轮船的这次航程形容为充满“孑然一身，漂泊的不确定感”的避难之旅。战乱中的流离固然可堪扼腕，只是在这叹息声中，又有多少人能听出一代知识分子的抗争与辛酸。
与1935年远渡大西洋至巴西的闲适旅程不同，斯特劳斯像“递解囚犯”一样在机动保安队的严密监视下登船，与三百多人一同挤在狭小的船舱里。但他惊讶地发现，与自己搭乘同一条船的，还有列宁的“亲密伙伴”维克多·塞尔日以及安德烈·布勒东夫妇。作为小提琴家伊萨克·斯特劳斯的孙子，血液中流淌的艺术气息让他与后者一见如故。这不仅仅是用谈话和对《超现实主义宣言》的讨论来打发“烦恼和不适”，斯特劳斯曾经坦言，“我从超现实主义者身上学会的东西是敢于把突兀的、毫不相干的东西拼贴在一起”，并将自己的结构主义代表作《神话学》视为布勒东的启发。
但斯特劳斯之所以成为“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一代宗师，肯定不仅受了布勒东的“提点”，还得到了其他“贵人”相助。在辗转于纽约复杂的流亡知识分子界和政治圈之际，斯特劳斯先是进入纽约自由高等学院任教，尔后出任法国驻美使馆任文化参赞。在纽约自由高等学院，他认识了同是流亡而来的罗曼·雅各布森以及索绪尔之子。在这所“一半像索邦大学，一半像法兰西公学”的战时学校里，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结构主义基石，被来自法国的纽约大师们奠定。
不过，斯特劳斯诚然是命好，许多流亡至美国的法国知识分子过得并不如意，例如他“船上的好友”布勒东。由于他对马克思的狂热信仰和美国人对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冷淡，布勒东和他来自马赛的同路人面临着一种尴尬处境。他曾经在小说《娜嘉》中劈头便问：我是谁？这个关于身份的质问，应当也是被夹在话语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流亡者们不停追问自己的话语。纽约貌似热烈的艺术展会和频繁的社交活动，也难掩布勒东内心的焦灼与不安，于是，他写道：“我对现今的巴黎人思想一无所知。”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似乎透露着一种命运的反讽。斯特劳斯对于流亡美国只抱着一片灰心与丧气，却不经意在纽约获得“意外发现”；受到维希政权言论钳制的布勒东，在赴美之前曾经信誓旦旦，“永不停息地与一切腐朽因素斗争”，而在战后萨特访美时，他已然成了对方眼中的“前朝遗老”。
但他们不过是当时众多赴美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群像之二。根据艾曼纽·卢瓦耶在《流亡的巴黎》中的记述，从1940年开始，陆续有多艘以“埃克斯”词头为名称的轮船从马赛港驶向美国纽约。这些“诺亚方舟”式的船只在美国政府的庇护下，满载着逃离法国的难民，其中不乏知名学者、作家、工人领袖。巧合的是，前缀“埃克斯”在英语中却代表“以前的”、“过时的”之意，这似乎预示着，一种全新而不确定的生活在等待着这些法国昔日的精英们。
那正是法军溃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行将瓦解的年份。在法国知识分子看来，法兰西乃至欧洲“母亲”已不再纯洁，去或留的抉择存留于每个人心间。特别对于当中的犹太裔而言，在是年10月法国政府的《犹太身份法》颁布后，他们实际上只得面对两个选择：要么是乘上从马赛到美国的航船，要么被送去奥斯维辛。
在“过时的”流亡者和匿名的死者之间，人们无疑会凭借本能选择前者。但同时，还存在着一种“自愿的流亡者”，他们似乎有着雨果被拿破仑三世流放时的达观与坦然。政治立场的左右，生活的压迫，使他们放弃了公民的身份，加入难民的队伍。除了斯特劳斯、布勒东之外，其中背负“流亡情结”沉重如圣埃克絮佩里、西蒙娜·薇依，更是以身殉道，以对安逸生活的摒弃完结了其内心的冲突。
试问知识分子的精神纠结，哪个时代没有呢？只是强弱缓急有别罢了。生活遭遇的不同，政治立场的差别，都会让每个不同的个体作出截然相反的选择。卢瓦耶告诉我们，在20世纪40年代那段岁月里，纽约和马赛之间有一群曾经的流亡者，尽管他们的人生结局不尽相同，但都为“抵抗”一词作出了文化诠释，或通过学术，或通过艺术，甚至是殉道。（《流亡的巴黎：二战时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法】卢瓦耶 著 张文敬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