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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翟东风陆震伟（1／4张）
他在日本的媒体上同时开设了四个连载专栏，写书、有时也客串文化交流的使者。《日本虫眼纪行》为他获得了日本第28届蓝海文学奖，他的日语作品还被多次用于日本大学的高考试题。
他住临海的高级公寓，开保时捷跑车，每年游走于日本的各地。他的生存状态让大多数日本人感到惊奇。
毛丹青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他与妻子在日本的一段经历。妻子即将结束在德国的学习，取舍于两个战败国之间，犹豫不决，终于答应来日本看看。
妻子喜欢钓鱼，毛丹青开车带她到新潟的山里搭了一个帐篷。山涧里有很多红点鲑鱼拼命逆流而上去产卵，他们被这些鱼深深地感动，最终放弃了钓鱼，用塑料缸装着这些红点鲑帮它们越过障碍。
到达平静的水域之后，红点鲑开始在水中痉挛、战栗着身体产卵，卵像云朵一样在水底喷发、绽放。这强大的生命力量让妻子最终决定前往日本。
客居日本18年，毛丹青形容自己就是一条拼命摇动尾巴的红点鲑，在日本这片海域里执著地逆流而上。无论是当年可以兴风作浪的现代渔夫，还是今日进退自如的行走作家，他都凭借自己的智慧潜入这个国家的深远处，享受、也在思考着他眼中的日本。
“我是一个旅行者，一个走进日本人的旅行者，从1998年开始用日文写作，用日文表达日本人，成为一个纪行文学的双语作家以后，这个定位就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有一段时期，毛丹青周围的日本人说：“中国人根本不了解日本。”每次听到这样的话，他总觉得刺耳。“从心愿上讲，我希望日本人了解中国，同样也感到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或许真的比中国了解日本要多。”
毛丹青将自己推入这场角斗之中，他的日语散文集《日本虫眼纪行》一经出版，便得到了日本社会的一片喝彩，有学者说，他几乎是继鲁迅、周作人以来最富感性与悟性的知日派作家。
然而至今毛丹青也不敢断言自己完全了解日本人，正如不完全了解中国人自己一样，但驱使他持久观察日本人的动力来自他一个强烈的愿望：“我立志让日本人信服，全世界最了解日本的原来是中国。”他不记得哪个概念曾经如何描述日本文化，但他记得一个日本老伯把鱼卖掉时的幸福眼神
莫言曾形容毛丹青是一条艳丽的热带鱼，他的泳姿甚至比许多日本鱼还要花哨。毛丹青在日本的媒体上同时开设了四个连载专栏，写书、有时也客串文化交流的使者。
他住临海的高级公寓，开保时捷跑车，每年游走于日本的各地。他的生存状态让大多数日本人感到惊奇，殊不知这条鱼曾经经历了怎样的惊涛骇浪，才练就了今天游刃有余的技巧。
18年前，怀揣50万日元的毛丹青，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来到日本的三重县留学。虽然他一踏出北大的校门就进入到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核心机构，但日本的现实生活却毫不留情地将他满脑子的哲学著作击个粉碎。原因很简单，他没有钱。
三重大学地处偏僻，依傍着一处海湾，选择这所大学完全出于学费的考虑，自然无可抱怨，然而住宿的地方竟然立于水稻田的中央，这确实让毛丹青吓了一跳。
此起彼伏的蛙鸣声响彻夏夜，难以入睡。清晨，附近的农家又早早开始烧柴火、开拖拉机。榻榻米睡得他腰酸背痛，去寺庙祈福的老奶奶絮絮地向他说着他不明白的言语，毛丹青就这样开始了他在日本的生活之旅。
“不到两个月，我的行囊就空了。老师对我说你可以去勤工俭学，但我觉得这违反我的原则，如果要读书，借钱也要读；如果要赚钱，就一门心思打工，我选择了后者。”
在一位日本同学的介绍下，毛丹青去一家鱼店当起了卖鱼的伙计。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去渔港进鱼，双手一整天泡在冰冻的水里。他惊奇地发现自己一个月挣的钱是他在国内一年工资的好几倍，这让他热血沸腾。整整三年，毛丹青拼命卖鱼，开了自己的店，又被大型的商社收购。
他曾经坐着直升机，组织上千艘渔船在公海上作业，也曾经联络中国的渔老大，租用日本的大型船只去世界很多海域进行捕捞。他不记得哪个概念曾经如何描述日本文化，但他记得一个日本老伯把鱼卖掉时的幸福眼神。
对毛丹青来说，他像是中了卖鱼的毒瘾，而且一中就是11年。直到有一天他突然醒悟，这不是自己应该继续走的路。他一下子又中了描绘日本人的毒瘾，那种心情跟当年卖出一条鱼时一样激动
其实在海上摸爬滚打的十多年里，毛丹青并没有割裂他与文化领域的纽带，其间曾经翻译出版了日文学术著作《禅与中国》与日文佛经《叹异抄》，并在国内发行了散文集《发现日本虫》。而这次他决心尝试用日语进行写作。
“我提出辞职时，我的上司觉得我疯了。我已经在这家大商社里做到了高级行政官，一年拿十几万美元的薪水。我却不挣钱要去写文章，而且是用日文写，他们不能理解。在挣钱和写作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日本的福利政策很好，没有工作可以申请相应的政府救济。毛丹青去窗口办理手续的时候，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大娘安抚他说：年轻的朋友，你不要泄气，你有很多的才能，一定会有公司录用你。
毛丹青对妻子说，如果写不出来，就回北京开一家最大的鱼店。1998年12月，《日本虫眼纪行》出版了。然而在日本，每天有二三百本新书上市，犹如文字的汪洋大海，毛丹青无法预料自己是否会淹没其中。
四个月以后，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日本放送协会NHK找到我说，他们决定全篇朗读我的作品，而且是在深夜。在日本社会，深夜有很大的卖点。在深夜听广播的都是睡不着觉的老头、老太太，听完后，他们会在早上吃饭的时候跟自己的儿子、孙子说，昨晚他听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儿子、孙子大概也不会去读书，只是为了尽孝心，就到书店里狂买，我的书就这样成功了。”
这自然是毛丹青的一种调侃。《日本虫眼纪行》为他获得了日本第28届蓝海文学奖，他的日语作品还被多次用于日本大学的高考试题。著名作家柳田邦男评价他：“毛丹青的写作让人怀念当代日语中正在迅速消失的汉字之美。”在进行非母语创作的作家中，毛丹青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惊讶与关注。
正如书名一样，毛丹青将自己化身为一只触觉灵敏的虫子，长时间伏在叶子上或花瓣中，静静地观察着身边五彩斑斓的颗粒，这些颗粒就是一个个普通而又平凡的日本人，而那些斑斓的色彩就是被日本人自己都忽略了的细节美。
四处游走的海上生活给了他丰富的经历与记忆，那些在海浪与鱼腥中练就的日本语生动而鲜活，他一下子又中了描绘日本人的毒瘾，那种心情跟当年卖出一条鱼时一样激动。“日本是一个谜团，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日常的生活中，那些有趣的现象叫人眼花缭乱，百思不得其解”
“日本是一个谜团，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日常的生活中，那些有趣的现象叫人眼花缭乱，百思不得其解。”
他曾经觉得自己永远都看不懂日本人的面孔，不知道对方是在笑还是在哭。“在酒店里你会听到日本女人说话时的嗓音是浮在上空盘旋的，等客人一走又一下子降落下来。我曾经倾听一个艺妓谈论我衣服上的一个亮片、一座木桥上一颗钉子发出的亮点，还有她一分为二的生活，但我从没有看到过她真正的面孔。”
然而生活却给他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浑然天成的好故事，时时敲打着他的感官。
10年前，居住在神户的毛丹青和妻子经历了阪神大地震，死里逃生。当时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火海，消防队员要取水扑火，但水井盖全部被废墟掩埋，他们只能从海边抽水。因为大量的车堵塞在一起，压在输送水的橡胶传送带上，水没能及时送到，他们眼睁睁地看到一个孩子被活活烧死了。
“孩子的父亲悲痛得完全疯掉了，然而最后他用一个毛毯把孩子包裹起来，然后对消防队员嘶哑着嗓子大喊：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我女儿谢谢你们！所有的人都被震撼了，所有的消防队员都在这个父亲面前深深低下了头。”
当灾难来临之后，人们表现出来的秩序与互助仿佛经过演习一样，让毛丹青感受到这个民族身上不可思议又无法言说的东西。
5年前，他在乡下的一个车站里等车，自动售票机不收一万日元的纸币，他只好去找列车员换钱。车站很小，只有一名列车员，列车员请他等等，自己跑到对面的商店换钱。
“就在他跑去换钱的时候，车开走了。我有些生气，他也很不好意思，把票和找回的钱给了我，我只能在小站待着等下一班。”
正是秋天的季节，那位列车员开始清扫车站的落叶。毛丹青发现他并不把落叶扫进簸箕里，而是均衡地摆着那些叶子，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
“下一班车来了，我刚上去，列车员忽然抓住我递给我一个信封，嘴里说着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当车拐过一个弯道时，我一回头，发现那些被他铺撒均匀的落叶在夕阳下像一条金色的毯子一样。我再打开信封，里面是我的票钱。”
几年之后回想起来，毛丹青醒悟那位列车员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向每一个曾经来到这个小站的人进行着美丽的告别。他的“日本人论”是一个现场论、一个情景论，无论是展示给中国人还是展示给日本人自己
当他开始尝试去理解日本人的时候，在异邦的这片海域中，他变成一条自由自在的
鱼，穿梭在形形色色的日本鱼群中。毛丹青以安静的视觉与笔触，选取生活的原态，记录人们的日常举动，描写认真生活的日本人。因为喜欢陶渊明的那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他不作任何总结，他的“日本人论”是一个现场论、一个情景论，无论是展示给中国人还是展示给日本人自己。
他用一篇《呕吐的野猫》记录发生在邻居身上的真实故事，描写日本人的愁。
“邻居是个生活刻板、严谨的人，因为公司不景气被提前辞退了。他整天郁郁寡欢，常常在清早扔完垃圾袋后习惯性地去车站等车上班。为了不让自己把扔垃圾和上班联系在一起，邻居把一周扔三次垃圾的频率改为一周一次，院子里积攒的垃圾袋就招来了野猫。”
“有一天他告诉自己的太太，他出去散步时看见那只野猫钻进一家珠宝店，把头伸进柜台里面一口吃了一颗宝石。这让邻居大吃一惊，同时更加哀伤，一只野猫比人都潇洒，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比他多少年的辛苦都值钱，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杀掉这只猫。”
“第二天晚上野猫又来到院子里，就当邻居准备用网抓住它时，猫突然呕吐起来，最后一口里似乎还有一块模糊的硬块。等他的太太赶来用手电筒一照，发现原来只是一块石头，夫妇俩对着野猫消失的地方合掌念道：南无阿弥陀佛。”
《落樱的季节》是一篇获奖的文章，同样是一件真事，这是毛丹青眼中的日本人的悲。
“我在商社工作的时候，同事的女儿得了绝症。她对爸爸说她想看樱花，但是从她的病床平视望出去，只能看到樱花树的顶部。一场大雨过后，所有的花都落掉了。为了让女儿如愿以偿，我的同事连夜去捡樱花花瓣，铺在树后面的小山坡上，等着女儿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能够看到。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守在病床前，在局限的视野里真的能看见那一片樱花坡。”
后来女儿不行了，她的父亲拿着袋子还没有铺完，着急地跑回来，袋子在楼梯上被磨破了一个口子，花瓣就撒落下来。当同事满含热泪地跑到毛丹青面前的时候，他的身后是樱花撒成的一条线。
“我还认识一个日本老太太，孩子大了，不在她的身边，她每天都走着同样的路线，绕着一个小树林转来转去，从来不会走得很远。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往远走？她说她熟悉了这个路线，就不愿意走新的路，她说她走够了。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个狭小的空间所引发的某种悲情。”
而日本人的寂寞，是他还供职于一家商社的时候就曾经体会过的。每当遇到无法拒绝的应酬时，即使喝得深一脚浅一脚，也必须飞奔向车站搭上最后一班车回家。
“醒酒的人总是要喝点热的，等我从车站里走出来，喝完一罐自动售卖机里的热咖啡，我看到台阶旁边的一堵断墙上一字排开放着一列空的咖啡罐。”
毛丹青猜想这些空咖啡罐都是和他怀着同样心情的人放的，都是有难言的劳苦的公司职员。这些咖啡罐好像没落的武士，在月光下有一种特别空寂的感觉。在《墙头上的咖啡空罐儿》结尾，他将自己手中的空咖啡罐儿也放进墙头上的行列之中。
对中国人来说，了解日本也许永远是一个课题，毛丹青尝试从细节入手，因为“今天的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太缺乏情景和细节”。
“描写日本人这个题目，我有自己的点，就是尊重生活，就是写我在生活里看到的。我的文章里一定有人的声音，一定有细小的枝节，是可以看到听到的。”
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已经被表达得太多，毛丹青选择了平静的展现方式。保持一颗平常心看待周遭的日本社会，不带任何宿怨、愤懑，站在这个社会的大脉搏中，也许才会更加接近真实。
“社会是个柜子，第一格可能是政治，第二格可能是经济，最下一格可能就是文学，它们不能错位，文学家不要去当政治家。我不喜欢急赤白脸地争论日本人怎么样，中国人怎么样，而是在闲聊之中表达一些我的思考。”毛丹青不仅是畅游在日本文化里的一条鱼，还是跳跃在中日两种文化间的一只活跃的青蛙
毛丹青不仅是畅游在日本文化里的一条鱼，还是跳跃在中、日两种文化间的一只活跃的青蛙。是他不断地将莫言的作品介绍到日本，又策划组织了轰动一时的“大江莫言对话”。这是被他称作“为中日交流开辟政治与经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尽管旅居日本，但毛丹青一直保持着与国内文化圈密切的呼吸关系，母语文化始终给予他写作的给养。
2002年春节，毛丹青陪同诺贝尔文学大师、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拜访中国作家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县平安村。
“大江先生是莫言文学的信奉者，早在他获奖之前就用英文阅读过莫言早期的短篇小说，为莫言充满生命感觉的描写而倾倒。”
“大江与莫言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他们坐在土炕上喝酒、谈论文学。莫言说看到家乡的地平线，就想起了饥饿的少年时代。大江说他的老家在峡谷里，四周都是森林，他始终没有见过地平线。”
当毛丹青在首都机场送别大江先生的时候，大江先生对他说：“能看见地平线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我这次看到了，而且是永远的地平线，文学纪行让我圆了少年梦。”他将自己在高密县的经历称为“进行文学的洗尘”。
两年前，毛丹青展开了他计划历时5年的一个梦想———邀请国内的摄影师与他一起“狂走日本”。这又是一次让情景与人的行动交会于一体的尝试。正如日本人惊奇他发现了他们习以为常的美一样，在日本生活了多年，毛丹青觉得自己的眼睛也逐渐开始蒙上了一层雾水，该惊奇的不惊奇了，需要借用别人的眼睛。
“两年内，我们在日本平均一年行走四五万公里，北海道、冲绳、鹿儿岛、长野、长崎等等，走了很多地方，还在继续行走。”
“为什么用狂字？我们开车上路，摄影师们买器材挥金如土。12个人在日本10天，就要花去将近20万美元。”
此时的毛丹青又显现出一条鱼的本色，甚至钻到一些日本鱼都钻不到的地方，征服他的合作伙伴。
这些摄影师，大部分没有来过日本，毛丹青对他们说：“把你们的目光放置到我没有兴趣的地方。”于是他们拍摄了大量生动、鲜活的照片，这些丰富的素材又刺激着毛丹青的灵感与笔尖。
迄今为止，与毛丹青一起狂走的人数已经超过30名，有6万张照片诞生于旅途之中，行走图文笔记《狂走日本》也于上海出版了。毛丹青还有一个野心，要将计划拍摄的30万张照片，有朝一日在同一个空间里全部展现出来。
一直以来，毛丹青认为自己对日本的了解来自两个渠道：一个是内部的渠道———语言；一个是外部的渠道———行走与创作。在不断持续下去的观察、行走与交流中，毛丹青延续着他对日本的探求之旅。
